当前，在4万亿元扩大内需国家投资项目中，第一位就是建筑和城乡建设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包括“游牧民定居”建设项目的农村民生工程。这说明中央对生活困难民众的极大关怀；同时也说明“住房和城乡建设”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首要地位。什么原因呢？有一个看似普通却涉及两种对立的“建筑观”、涉及“现代科学建筑学”最基本的概念与理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和乡镇，究竟是从何而来，由什么缔造产生的？
——由“土地和人口”。
土地到处存在，可让成千上万的受灾人民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否因此便产生了城市或者乡镇？
——由“世代延续的生活场所”。
蒙古包是蒙古牧民世代延续的生活场所，却也从未产生出—个城市或者乡镇。
——由“人居环境”。
旧社会贫苦的“水上人家”，祖祖辈辈以小木舟为人居环境，可曾产生了城市或者乡镇？到底是什么东西缔造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城市和乡镇呢？
世上唯一的，就是“建筑”，就是人类世代沿续不断地营造“生长”出来的一栋栋房屋和其他非房屋建筑物———桥梁、水塔、纪念碑……由于它们的存在，才萌生、发展、造就了今天繁华的城市和蓬勃的乡镇。没有建筑，就没有这一切……包括现代的人类社会。
那么，建筑与其他的人造物比较，究竟有何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呢？
在建筑界，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沿袭着西方“建筑是艺术”的传统建筑观和传统建筑学“匠式体系”的种种说法，来强调建筑的“特殊性”，说建筑是“艺术”，是“文化”，是“凝固的音乐”，是“抽象的雕刻”；它“既是物质产品，又是艺术创作”，具有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双重性”等等。
上世纪70年代，“空间论”在建筑界热闹非凡。赛维把空间的地位推向极端，断言凡建筑必有“内部空间”，否则即非建筑，肃清了所有一切非房屋类建筑物（桥梁、牌楼、纪念碑……），但终因理论难以自圆其说而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论”又红极一时。一切冠之以“环境”，视环境为建筑的实质和特质。建筑并非建筑物，是环境。政策区分的依然是环境，而不是“生产性建筑”与“非生产性建筑”，但最终还是被实际和逻辑所抛弃！
在美学界，有人以为黑格尔确认建筑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艺术。其实黑翁在其《美学讲演录》中恰恰明确地指出“建筑首先要适应一种需要，而且是一种与艺术无关的需要。”从而一开始就把建筑和艺术从本质上区分开来，与传统建筑观“划清界限”！
俄国文艺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无论怎样我们不能认为建筑是艺术品，建筑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实际活动，也要求形式美。但在这点上它与家具制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也给传统建筑观以“当头一棒”！
不能认为千百年来人们所有形形色色的说法全是无稽之谈，全与建筑的一般现象无关，建筑作为“物”无疑带有一般人造物的“普遍性”：空间、实体以及对形式美和艺术性的追求等等。但作为认识，在西方“传统建筑观”和传统建筑学“匠式体系”局限下，人们始终未触及建筑本体根本矛盾的“特殊性”；始终未反映建筑之为建筑的“本质和特征”，因而始终不了解建筑与城市本质和特征的“同一性”及建筑自身特有规律与法则——“地点性”；始终不能解释上述建筑“之所以然”的自身唯一“特殊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势必难以真正懂得建筑规划、设计、建设工作与城乡规划、设计、建设工作不可分的“一体性”，即“一盘棋”的矛盾统一关系，难以真正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和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与科学性要求，从而认真克服各自工作中任何可能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这就使得多少建筑在城乡建设发展中，因与后者的种种牵联及其矛盾焦点———“地点性”冲突的集中凸现与激化，而难以避免地遭到无奈摧毁与清除的“厄运”！
回顾以往，如今我们终于能够对究竟什么是建筑的“本质和特征”这个千百年来一直令建筑界困惑的理论问题和认识论课题，给出明确答案和结论。这就是关于建筑的“人类生活设施”和“固定工程形态”这一“现代科学建筑学”所确立和提出的历史性、首创性科学概念与理论，即作为物，所谓建筑就是“固定工程形态人类生活设施”人类“定居生活设施”或“定居设施”。而这，也正是现代科学建筑学忠于历史、忠于自然、坚持回归事物本原的“科学建筑观”及对于建筑的“科学定义”。这一关于建筑“绝对本质”和“根本特征”的认识论谜底揭开了，建筑理论上所有一切相关的疑难问题，亦即随之迎刃而解。
现象理论家舒尔茨说：“建筑显示了给予人们存在的根据地的一种方式。”
著名建筑师蔡德勒说：“建筑并非一种浮筏般的东西，它深深扎根于土壤之中。”
著名建筑师埃里克森明确表示：“建筑不像汽车和工业产品那样随便流动而不分国土民情……中国当代建筑只能来自中国自身。”
深圳市当年副市长罗昌仁撰文谈及“城市建设与建筑”问题时更以深切体会总结道：“建筑是不可移动的产品，一旦建成，就搬不动，拿不走。这个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它必须从—开始就要十分注意合理布局，一旦摆乱了就会后患无穷，长期影响城市的风貌和经济效益。”——正如上述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和城乡规划设计工作无比的重要性、严肃性与科学性要求！
大家知道，西方现代建筑运动是人类建筑史上一次飞跃，对于全世界建筑进步的作用不可估量。然而，从现代科学建筑学观点看，运动发生发展的全部基础主要在于历史时代的推进作用，在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至于对建筑自身及其“学”的认识，则远未到达理性、科学和系统。最显著的，就是缺乏对建筑界自身“传统建筑观”及其建筑学“匠式体系”应有的科学批判；缺乏对建筑本体根本矛盾的“特殊性”，即建筑与众不同的“本质和特征”及其相应派生的自身唯一特有规律与法则——“地点性”，应有的科学理念。
如前所述柯布西埃这位现代建筑运动的英勇旗手，在其《走向新建筑》的划时代宣言中就公开表明了他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观。他以最富时代感的“新精神”把建筑拿来同汽车、轮船、飞机这些最明显地标志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伟力的先进交通工具相类比。应当说，就“物质生活资料”和“实用工业产品”而言，他确实捕捉到了它们空间、实体、形式美、大体量、容人活动等一般共性。然而，由于始终囿于传统建筑学匠式体系，他不仅将它们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对其中“一动一静”截然相反的建筑自身本质和特征“视而不见”，还发表见解讽刺建筑及其设计的唯一天赋特有规律与法则“地点性”。结果，终于喊出了建筑是“住人的机器”这一震惊世界却失之偏颇的革命性口号。
对于柯氏建筑观中的认识论误区，当代-些敏感的建筑师就看得很清楚了，并将对这一误区的清理看作现代建筑发展中区分两个时期的标志。著名英国建筑师拉斯顿指出：“尽管我们十分赞赏柯布西埃，但我们不得不拒绝他的观点和乌托邦理想，因为他的建筑都是沿了同一的路子被放在世界各地，与建设地点的实际条件毫不相干。这就使我的一代，在赞赏他的建筑艺术的同时，更有兴趣于在具体环境下几乎完全是按照生态学的原理来设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地点设计特定的建筑。所以说，我们是处于转向的时期。”
与柯氏恰相反，莱特则是当时西方建筑大师中唯一深谙“地点性”规律与法则的天才，他所终生坚持和倡导的“有机建筑”原则对于建筑的“地点性”规律与法则威力的发挥可谓到了登峰造极。他设计的东京帝国大饭店针对基地的泥浆层地质运用了特殊的“浮基”和整体技术，使饭店在第三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几夷平地的惨状中安然无恙，反而成了当时灾民们的避难地，令多少条宝贵生命得以幸存！……而他设计的“流水别墅”，与特定地点自然风景相得益彰，成为现代建筑史上最出色的代表作。
今天，一个前所未有的尖锐挑战已呈现在我们面前：人口持续增长、建筑大量兴建、旧城不断扩张、新城不断涌现，可是我们所赖以居住的地球，却只有—个！尤其是中国，人口翻番，建筑和城市大幅度膨胀，全国耕地竟以年近1000万亩的速率递减，人均耕地面积已降至仅1亩多，还不到世界人均的1／4！问题之严重，无以复加。一向以“地大物博”自居自慰的中国人，现实却是“地小物少”，且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灾害频患！面对如此情景，我们做设计的、搞规划的、专管理的、管建设的，可曾想过在自己笔下，如何想方设法节下一块地、省下一棵树、少漏一滴水、少费一度电？如何更好地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恢复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呢？
建筑师常被誉为地球雕刻家，他们确实为人类所向往美好生活生产场所和环境的创造，付出了聪明才智与辛勤劳动。然而，建筑师（国内）也容易表现出自身一些常见的盲目性。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往往首先是自己作品的所谓“文化艺术”表现和品位，而不是一般情况下建筑所主要涉及和首先寻求的诸如适用性、经济性、技术合理性的问题，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问题，以及节地、节能、节材、节水的问题等等，不是以这些基本问题创造性地独到解决，作为自己作品文化艺术表现的基础和题材。这样把文化同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发现的功能、价值、特性、规律等等概念、要素、内涵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彼此绝缘，其实质就是把文化架空。这跟过去唯艺术论和艺术至上论，实际上又有什么两样呢？
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叫“有文化”？——一个严肃的“文化观”问题！
应当说“文化”就其终极本质，乃是“野蛮”的对立物，是对野蛮的根本否定！原始野蛮人无文化，穴居野处生吞活剥；现代文明人有文化，衣食住行样样讲究。人类愈是有文化，就离野蛮愈远。就此而言，所谓文化就是人类运用自身所积累对外部世界各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改造和再造外部世界，以满足不断进化发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为自身谋福利。
如此说是否现代人就一定有文化呢？否！古人古事有文化，未必野蛮；今人今事无文化，必然野蛮。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有无文化呢？他们是现代人类中最大的野蛮。那末，是否我们今天衣食住行各行各业都有文化了呢？地震暴露出大量劣质坑人建筑、婴幼病患儿揭发出名牌毒人奶粉……可见，真正的文化绝不在于表面“手段”，而在于内中“目的”。
对于建筑，“建筑可以受人摆布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它所必然要遵循的发展规律。”北京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现代大型公建的诞生，便是代表。建筑的真正文化，必来自于“人、地、天”即目的律、地点律、时间律三大规律与法则，来自于这三者完美的实现与体现。
如今，“文化热”已经过去，对于文化的高谈阔论已经趋于平静下来，代之而起的则是广大建筑工作者按照中央所提出的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切实地投身于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当前“十项措施”所指向以“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包括游牧民“定居生活设施”项目的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设施，以及生态环保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程为重点的全国城乡建设任务；更加精细地关注于城乡建设中节地、节能、节材、节水等问题的研究；更加因地制宜有效地进行新功能、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那么，在这一切经济、环境、社会的建设任务之中，是否含有文化和需要文化呢？而且，归根到底，是否这一切任务本身即文化和为改善人们生活条件、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与质量所“必需”真正的即本质意义的文化呢？
生活是不可违抗的。只有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文化，它不需要任何虚构、伪装和强加。
是生活创造了文化，并使之为自身需求的满足和不断的进化发展服务，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建筑，只能按生活本身所要求的面貌来创造；我们的城市，也只能按生活本身所提出的任务来建设。这些，就是我们基于“建筑学基础理论”、“科学建筑哲学”和“现代科学建筑学”理论，在这里要说的话。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