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门峡大坝，AAA级旅游区（点）。距市区14公里，车程17分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三门峡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各地的水利精英，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齐奔三门峡，修建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座新中国水利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大坝，这座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唯一的一个水利工程。工程于1957年4月13日开工，1961年建成，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大坝的建成结束了黄河三年两决口的局面，使两岸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大坝主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长713.2米，最大坝高106米；副坝为钢筋混凝土心墙，长144米，最大坝高24米；主、副坝总长857.2米。电站厂房为坝后式，全长223.88米，宽26.2米，可安装8台发电机组，现有7台机组，发电量41万千瓦，为低水头径流发电。
黄河自古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一条狂暴的害河，水情复杂而又难以治理。其实在黄河的源头是清
澈见底的溪流，从源头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都是一条百利而无一害的好河，到了中游黄土高原地带，黄河携卷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来，咆哮而去，形成了世界有名的“黄色河流”。而到了下游，由于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导致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悬河”奇观，直接威胁黄河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黄河的危害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新中国一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着手治理黄河。但因为三门峡大坝的原设计是苏联专家，而他们对黄河的泥沙问题又了解不多，所以在设计时只求坝高库容大，忽视了泥沙淤积问题，致使5 年间泥沙淤积量达5041立方米。从1964年开始，对大坝工程多次进行改建，最终使库区雨季大为减轻，进出库泥沙基本平衡，实现了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仅发电一项，截止1986年已收回国家对这项工程的全部投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世界各国治理多泥沙河流和浑水发电，不仅做了有宜尝试，而且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贺敬之这首曾经激动过一代人的《三门峡——梳妆台》，豪言壮语般的诗句，静动适度，起伏有序，对三门峡的讴歌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首以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建设为小背景、以“大跃进”为大背景的诗歌，在历史与现实的轮转中却显得越来越尴尬。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省全省连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涝成灾。据统计，陕西省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然而有专家指出，今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显然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
2003年10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发了名为《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的专题，把今年渭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原因的矛头直指三门峡水电站。张光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认为：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
在此之前，陕西媒体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也指出，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水库。
而据资料显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1960年9月建成蓄水，到1962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关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悬河，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又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一场争
论跨越世纪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其实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虽然被全票通过，但同时也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的反对。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直至最近的郑州会议。
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2003年11月12日，三门峡水电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有水利专家把今年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于我们后，渭河周围的领导们似乎也理直气壮起来，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门峡工程而后快。”他认为，治理黄河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逐级造水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水库本来就有沉积泥沙、减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门峡水库这些年对控制流量、减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前，三门峡以下流域是重灾区，拦坝后就基本没有大水灾了，而这个流域面积比渭河流域的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轻孰重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愤怒地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三门峡水电站的那位工作人员则认为“不能把祸水都泼到三门峡的头上”。他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电视上报道的渭河水灾的镜头里，到处都是光山秃岭，连素称粮仓的关中平原也少见树木。渭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不仅加重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的河床，这样不发生水灾才怪！出了问题，不去查究源头深处的原因，却责怪也是受害者的下游，这不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吗？”
生存之争与利益之争
三门峡大坝从立项到建成至今的数十年里，围绕大坝的利弊，各方一直是争论不休。陕西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争，而三门峡水电站也是同样的处境。
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他无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左右，收入约为两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去了发电功能，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会缺乏经费来源，管理运作也就无以为继。
据记者了解，现在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量远远超过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原来5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已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每年将近两亿元的收入是黄委会、三门峡水电站及其2500名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
一个败笔？两种警示！
三门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说是一个败笔。但作为新中国治理黄河的第一个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积累经验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坝、三峡等大工程都从它那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同样不能因此就拒绝做深刻的反思。例如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例如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非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据经济视点报报道，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还指责三门峡的蓄水位违背了“四省会议”所协议的蓄水位。其实，部门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是由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对部门利益的重视要远甚于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所导致的。
对此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退休专家温善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经常提意见说，有的部门本来行使的是国家职能，可一到了实际操作就出现很多企业行为，处处表现出赚钱的冲动。现在的很多规划都是‘吃饭规划’，而不是出于黄河的实际需要。20世纪50年代黄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够了，后来机械化了，反而成了2万人。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三门峡水电站现在修防将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够了。”
对三门峡已经造成的损失，单一的谴责不是理智的，同时即使三门峡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所强调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