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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筑底趋稳但仍有隐忧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4-08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  作者:上海证券报 周子勋
核心提示:2016年我国经济开局企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看法也转为乐观。只是,此轮经济企稳的逻辑,依然是总需求回稳,利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中央政府虽然明确了稳投资、调结构的方向,如促进信息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增加铁路项目投资等,但在具体落实时,仍集中在房地产投资、造新城以及“铁公基”领域。这不利于中长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随着稳增长政策累积效应显现,中国经济运行透露筑底趋稳信号。

2016年我国经济开局企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看法也转为乐观。只是,此轮经济企稳的逻辑,依然是总需求回稳,利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中央政府虽然明确了稳投资、调结构的方向,如促进信息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增加铁路项目投资等,但在具体落实时,仍集中在房地产投资、造新城以及“铁公基”领域。这不利于中长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


随着稳增长政策累积效应显现,中国经济运行透露筑底趋稳信号。继1、2月投资增速、工企利润、社会用电量、物价指数开始回升之后,近日公布的三大PMI指数均出现反弹,且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作为预判经济走势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PMI指数重回荣枯线上方尤其具有积极意义。3月官方PMI的5个分项指数几乎全线回暖,尤其新订单指数为51.4%,比2月上升2.8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生产指数52.3%,比2月上升2.1个百分点,与新订单指数的差值缩小至0.9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此外,制造业进出口市场需求也重回扩张状态,3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2%,比2月上升2.8个百分点,自2014年10月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进口指数为50.1%,比2月提高4.3个百分点,是2013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在需求回暖的带动下,3月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由2月的50.2%快速升至55.3%,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释放出市场向好的强烈信号。


其实,2016年我国经济开局企稳,两周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已有“剧透”:今年1、2月到3月上旬主要经济指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季度将能实现开门红,今年攻坚克难,可能明年就海阔天空。


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转为乐观。中金公司最新发布报告预计,虽然4月PMI很难出现3月这样的大幅上升,但投资需求正在企稳。中金公司稍早前刚刚上调了全年GDP增速预测至6.9%。高盛最新报告预计,中国一季度GDP增速将放缓至6.7%;不过由于房地产市场反弹,支持了第三产业增长,实际GDP增速或高于预期。瑞银中国的3月经济数据前瞻报告也预计,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支持和房地产市场好转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始环比反弹。


虽然中国经济上升动能还不强,但经济企稳影响深远,尤其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再次变得浓厚、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重挫时,无疑给市场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这一企稳到底是中长期的经济复苏,还是短期的反弹,还有待时间检验。而在经济企稳背后,也暗藏着一些隐忧。


此轮经济企稳的逻辑,依然表现为总需求回稳,利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显然,这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仍需要深层次的供给端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比如,中央政府虽然提出了诸多稳投资、调结构的方向,如促进信息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增加铁路项目投资等,但在具体落实时,仍集中在房地产投资、造新城以及“铁公基”领域。这些举措,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但不利于中长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甚至还可能会加剧中长期风险。


就新一轮“稳增长”措施来看,除了因投资领域不再集中于那些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房地产泡沫与企业债务风险有增无减。无论用房价收入比还是房价房租比来衡量,当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都已经位居全球最高行列。对此,着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与林毅夫就表达了担忧。林毅夫认为,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6%,而高收入国家均超过80%,我国城镇化的路还很长,所以房地产仍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但他建议,一方面应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另一个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


而在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企的双重夹击下,企业债市场已开始出现违约,违约企业跨越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数据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规模(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债务)总计达77.9万亿,相当于GDP的122.3%,显着高于大部分国家的水平(韩国为105%,日本为101%,美国为67%)。特别是2009年以来,企业债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5%。分析认为,企业债务的根源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的债务沉疴,正是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的积淀。


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一季度例会认为,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隐患增多;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最新公布的去年五大银行业绩,刚好解释了政策部门为何如此担忧。2015年,五大行业绩除了交行的净利润增速为1.03%外,其余四大行全部低于1%,而不良贷款猛增,农行不良率高达2.39%。五大行拨备率也同比大幅下降,建行拨备覆盖率暴跌71.34%,距离监管红线150%仅0.99%。农行拨备覆盖率虽远超其余四大行,但跌幅高达97.1%。拨备覆盖率直接关系银行的风险是否可控。


对此,职能部门正在研究一系列办法,比如债转股。据透露,国内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将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实施,化解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而针对新一波债务违约潮,银监会近期将推出《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办法》,防范和化解相关金融风险。此外,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


或许,“债转股”对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财务成本、降低银行账面不良额和不良贷款率、缓解银行核销压力是有益尝试,不过,不容忽略的是,对无生存能力的大型国企“债转股”所蕴含的风险。“债转股”可能使无法生存或勉强生存的国企或者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有能力举借并增加杠杆,延后市场的真正出清;银行不得不延后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并因企业破产在所难免而最终承担更高成本。而且在转股之后,现有股东被摊薄但并未退出,银行优先受偿地位会被削弱。依据过往的经历,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以多种手段延缓实际已破产的企业出清,幻想“以时间换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债转股”是否会用于延缓僵尸企业出清保持警惕。用专家的话说,僵尸企业出清,应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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