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正在降温的市场上，三一与中联这两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当红的同城公司短兵相接，由暗战而至肉搏。随着战事逐渐升级，三一意兴阑珊，将总部搬迁至北京，但也被认为是为了整合更大的资源。
激烈的竞争，让它们彼此成为对方无时不在的鞭子，逼迫它们超速奔跑，几乎同时从并不起眼的中部城市异军突起。但没有边界的恶战，却也让它们彼此被对方刺得遍体鳞伤。如何成为伟大的对手，值得中国公司们集体思考。
2012年11月23日，三一集团早餐会上，董事长梁稳根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并称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作为工程机械领域名列前茅、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超过500亿的“大家伙”，如此重大的变化并不多见。更何况，搬家的决定如此仓促，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安抚配套企业，以致配套商们惊慌失措。
搬家的导火索，是一桩突然而来的案子。
2012年11月8日，刘兵在长沙被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警方刑事拘留的信息是通过其家人传到三一集团（下称三一）总部的。被捕前，他是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
“高层突然被抓，公司上下弥漫着不安。”时隔一个多月，三一重工营销总监陈志超向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来仍然面色沉重。
后来，三一派人赶到汉寿县公安局了解情况，才得知4天前刘兵手下的员工黄镜明也被刑事拘留。二人涉嫌非法窃取中联重科（下称中联）商业秘密。
陈志超等人从警方处了解到大致经过。“黄镜明是在网吧和大学同学上网时被抓的。这名同学是中联前员工。刘则是在宾馆被抓。”
南方周末记者从中联员工处得到一份内部教育材料，记载了事件经过。2012年5月至11月，中联安装在汉寿工业园的公司服务器频繁遭受入侵。入侵者使用一名前中联员工账号登录。此账号在2012年3月份便被中联停用，却奇怪地取得了中联服务器最高使用权限，查询设备档案数万次。监测中心发现，三一市场部调研员黄镜明QQ登录IP与该账号一致。
黄镜明使用的账号，来自他的同学甘翰宇。甘是中联前员工，2012年6月份，他将在离职前收集的信息发给黄，包括登陆中联售后系统的账号及姓名等信息。黄逐一试着登陆，最终用案发时使用的账号进入了系统。黄镜明将得到的客户资料和设备信息提供给了上司刘兵，刘共支付其18万元。
最终，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汉寿县公安局刑拘。
南方周末记者向三一核实相关情况时，法务部工作人员称此案正在调查当中，情况还不清楚。他称，“公司不可能授意员工做违法之事，如果有也是个人行为。”
中联则拒绝接受采访。但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信誓旦旦地表示，“既然公司拿出这份资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事实肯定没问题。”
尽管此案结果还无定论，但却成为三一搬家的导火索。“此案应属长沙警方办理。汉寿警方越过长沙警方抓人，而且办案存在明显违规行为。中联领导人老家便是汉寿，让人怀疑有打击三一之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一管理人员称。
刘兵的被捕引发恐惧。“如果这样随便抓人，罪名完全可以按此类推到三一管理层任何一人头上，包括梁总。这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搬离长沙。”陈志超说。
此时，三一与中联的多年暗战亦浮出水面。对于这两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同城对手来说，如何取得对手的商业信息，从而给予精确打击一直是两家公司近年来矛盾的焦点。
当工程机械市场随着火热的建筑业一路飙升时，三一和中联各自忙着扩张，矛盾并不突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环境骤变，市场萎缩。双方短兵相接。
“三一与中联最为激烈的竞争集中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多年来实力不相上下。经济萎靡时，市场会向寡头企业靠拢，此时谁能争到更多市场份额，就能一举把对手抛开。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中联一位内部人士称。
2011年，中联准备发布80米臂展泵车为公司庆生。三一知道其信息后，马上将其76米的泵车改成86米，提前发布。
“在业界做第一，有广告效应。三一既宣传自己，又打击了中联。”上述内部人士称。此后，中联找了山西一家泵送公司销售80米泵车。三一赶在中联之前将其86米泵车直接开到买家院子里，抢走了这单生意。中联不得不另找买家。
商战并不只针对中联。三一内部也并不平稳。梁稳根曾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被迫在公共场所开重要会议，例如办公室外露台或者三一园区内的亭子。
据中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得到对手商业信息有一些“常规”办法。例如，有客户到访中联，三一的人会在中联麓谷工业园对面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园内显示屏信息。“屏幕上会打出欢迎某某公司某某领导莅临的信息。三一收集后，即可与该客户联系。”
三一也发现，中联曾故意安排员工在机场接机时混迹于客户群中。一名司机告诉记者，2012年7月初，他们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工作人员发现客户人数与计划不符，随即打电话给客户所在地的业务人员，最终发现一名混迹其中的中联重科的员工。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警方一份案卷，也印证了这类现象。案卷显示，2010年，三一重工内蒙古分公司员工通过客户掩护，混入中联重科参观。中联发现后双方发生冲突。
双方混入对手园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远非信息战的全部。
三一重工近日又传出“优化”30%员工的消息。
近日，在中信建投2013年投资策略会上，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冯福章称：“前不久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向总（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提出公司已经优化了30%的人员，如果按照他说的人均节省10万的话，16个亿的成本就节省出来了。”
三一重工证券事务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交流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会后向其询问16000人被“优化”的详细情况，她表示，这个数字还没有统计，具体数字要等到今年年报披露。
公司回应裁员
三一重工2011年年报披露，其在职员工为51827人。相比而言，“优化”16000人不是个小数目。事实上，从今年1月份开始，三一重工就被“裁员风波”缠绕，并不断发酵。
1月10日，有媒体报道“三一重工即将裁员30%，工资改革方案则砍了一半多的钱”。当晚公司即澄清称：“经核实，上述报道的相关内容严重失实。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不存在裁员或降薪的情况。”
此后，一边是“裁员30%”的传闻一直未停止，一边是公司多位高层在多个场合公开否认三一重工裁员或变相裁员，然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直被质疑的一年中，公司并未书面披露更为详细的信息。
11月11日，向文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到现在为止所说的裁员风波，都是不存在的”。不过他承认，公司确实存在内部整顿调整。他解释称，比如说总部的人员大幅度精简，把这些人调到城市事业部去，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就不愿意，要离职。“离职我们给他补偿，外面就有传言说三一裁员了，不是这样。”
员工眼中的裁员
上市公司往往谈“裁员”色变，三一重工承认公司人员有大的变动，但一直否认裁员。
不过，在员工口中描绘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月1号老板（梁稳根）签发的命令，要求业务员全部转到经销商这边。”一位在三一重工工作7年的员工告诉记者，三一重工通过将员工转给经销商的方式“优化”了大批员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其中销售人员和售后人员、大修厂员工，全部转给经销商。”他补充道。
三一重工高层近日告诉记者，转给经销商员工数量有几千人，具体数字没有统计。
“公司要求必须与三一解除合同，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看上去都是自愿辞职的。”上述员工对记者说，“我干了七年，一分钱补偿也没有。”
而且，他介绍说去年自己有8万多奖金公司之前一直没发，后来他同意与三一解除合同，与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对低工资和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不满，他已经于今年4月从经销商处离职，他的8万多奖金在7月份终于拿到。
对此，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田勇律师告诉记者，因不满意单位调岗员工主动离职的案件中，用人单位依然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嫌疑。根据新劳动法，员工主动离职、公司提出且员工同意、公司提出员工不同意但强裁，三种不同的情形，公司需要支付的补偿差别非常大。田勇律师称，三一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与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的操作方法是合法的。“重新建立劳动合同，一切从头开始算，当然工作年限也是从头开始的。与经销商签订合同后员工再离职，补偿会特别少。”他强调说。
股权激励对象离职
12月21日晚，三一重工公布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结果，宣布审议通过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配套实施办法。
根据该草案，公司拟向2108位激励对象授予1.55亿份A股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1.39亿份，预留1549万份；拟向1408位激励对象授予2334.59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本次获得激励的员工，总数达到2533人。
12月24日晚，三一重工公布的最新激励名单显示，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调整为2068人，减少40人，授予股份总数减少135.91万份；限制性股票激励人数调整为1374人，减少34人，授予股票总数减少52.4万股。
“金手铐”刚亮出，激励对象就发生这样的变动。而这一变动，前后仅经历了三天。
对此，三一重工解释称，变动是因为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已经不再满足被激励条件，另有部分员工是自愿放弃获授部分或全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不再作为激励对象。
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之间持续近两个月的骂战已经引起法律界的关注。日前，一场题为“论企业恶性竞争中法律的缺失”辩论在国内一家专业律师网站上展开。截至昨日，已有200余名网友参与。
两家同省的工程机械行业巨头的骂战起于今年11月中旬，一份被公开的中联重科的内部资料直指三一重工窃取竞争对手商业秘密。一周后，三一重工宣布将集团总部迁往北京，以躲避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之后围绕“迁址”一事，双方运用媒体及网络不断发声，“间谍、行贿、窃听”等“罪行”被不断翻出。
昨日，中联重科再发微博进一步将口水战推向高潮，其在微博中称“一些人借‘搬迁’为由发表不实报道，恶意中伤中联重科，以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手段误导舆论，把公司推向风口浪尖。并表示，其已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系列宣讲活动，旨在以铁的事实击碎不实谎言”。
一直以来，两家公司都是各执一词，从未有实际的法律诉讼行动，而这也正成了律师们辩论的中心议题。记者昨日在上述律师网站看到，该辩论已经持续近两天，主要以网友投票支持正反方形式进行。其中，正方认为，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恶斗多次触及法律，强烈呼吁湖南政府予以重视，公检法机构介入调查。而反方则表示支持，认为舆论战是澄清事实的重要方式，真理越辩越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行业问题。截至昨日发稿，正方与反方的投票占比接近5：3。
由此可见，大部分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结束中联与三一的骂战。更有律师表示，两家公司的行为是对法律的践踏，并呼吁政府尽快涉入调查，“恶性竞争不仅会给企业造成极大资源浪费，还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员工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等”。但也有律师认为，企业不能轻言诉讼，“因为诉讼的成本很高，不确定因素很大，输赢难定”。
“不管是法律战还是舆论战，最后都没有真正的赢家！企业的恶名一出，就会覆水难收，对其几年、十几年经营的品牌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北京市燕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辉评论道。
三一重工的搬迁是一个综合的谜语。你不能只猜它是为了国际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为回避恶性竞争才去北京的，为这个综合谜语找一个合适的谜底，那就是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是可喜的。
据媒体报道，喧嚣已久的三一重工将总部从长沙搬到北京的事儿终于尘埃落定，北京三一产业园已经开张，“三一重工”的广告词“品质改变世界”已在北京昌平的三一产业园挂出。
对于三一重工搬迁这件事，局外人好像也不知道这么大的搬迁到底有多少背后的故事。仅从三一重工为了更加国际化才来到北京，或者仅从传闻之中的回避和同城同行中联重科的恶性竞争才来到北京，以及为了税收优惠等事项来看待这件事情，恐怕都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味道。
道理简单，涉及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搬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搬迁的理由千千万，但需要支付的成本也是千千万的。因为三一重工2011年的销售超过800亿，企业员工超过5万人，一旦运转中枢发生变化，一定会干扰其市场的正常运行。额外支出加上不能稳定地进行日常运行，这需要三一重工的掌舵人梁稳根为搬迁下多大的决心，外人难以看清，即使他可能对媒体说了一些酸甜苦辣。
不管怎么说，三一重工搬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虽然集中在恶性竞争上，认为这里面不仅有同城的“德比大战”，还有民企委屈、国企飞扬的事情。这些议论可能都对，就像盲人摸象一般，找到象的鼻子、大腿和尾巴，但却不知道这么大企业流动的宏观意义。说话之间在半年内基本完成，不经意地象征了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
首先，这里有人才流动。尽管人才流动在中国还受制于户籍制度。但就三一重工这么大的搬迁里涉及的员工流动，无一议论谈到户籍阻碍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紧张搬迁的三一重工，说了很多市场竞争的酸甜苦辣，但也没有一条酸甜苦辣是来自户籍制度的。
其次，这里还有资产的流动。这涉及民企在北京可以自由投资；而20年前从涟源县搬迁到长沙的梁稳根，是否意识到像这样可以在北京的自由投资是真自由呢？
当然还涉及政府官员考核指标的GDP。年销售收入超过800亿的三一重工，下一个年度就不再纳入湖南的GDP了。至于税收的部分增减恐怕也会随之而来。不过，像三一重工这样布局全球市场的国际化企业，其税收的安排是不一定按照注册地就缴纳最多税收的。不仅三一重工如此，中国制造业凡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税收的结构都是比较复杂的。这样全球集团架构的公司，其实财务结算中心会放在哪里，常常是公司的最高机密。
但唯因如此，三一重工的搬迁才是一个综合的谜语。你不能只猜它是为了国际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为回避恶性竞争才去北京的（即使不在同一个城市也会发生恶意竞争，因为它和中联重科所面对的还是同一个市场）。为这个综合谜语找一个合适的谜底，只能这么描述，那就是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搬迁，不仅象征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是可喜的，还象征有活力的企业，其重大的经营事件会冲破暂时不合理制度的约束，而且是在对社会秩序良性互动之中发现市场经济开放是多么有空间和多么有魅力。
